「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號碼。」李安說。
我問的是，「色戒」裡老上海街景是如何拍出來的。他說，他的研究團隊下了很深的工夫，而上海製片廠也大手筆地重現了上海老街。
搶救一段灰飛煙滅的歷史
「建築材料呢？」「也是真的。」
我已經覺得不可思議了，但是再追一句：「可是，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真的嗎？」
「一棵一棵種下去的。」李安說。
他提醒我，第二次再看時，注意看易先生辦公室裡那張桌子。民國時代的桌子，他找了很久，因為大陸已經沒有這樣的東西。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費了很大的工夫尋找。
「你有沒有注意到易先生辦公桌後側有一個很大的雕像？」
啊？沒有。
「是鍾馗。搞特務的都會放個鍾馗在辦公室裡。」
李安並非只是在忠實於張愛玲的原著，他是在設法忠實於一段灰飛煙滅的歷史。易先生進出的門禁森嚴的後巷，還真的就是當年七十六號特務頭子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後巷。
香港又怎麼拍的？香港的老街根本拆光了，大學生坐電車那些看起來像中環德輔道的鏡頭，怎麼來的？
「那是檳城和怡保。那裡的街屋和老香港一樣，但是保留得很完整，只是馬來西亞的屋頂是斜的，所以要作些電腦處理。」
戲裡戲外 人生層層交織
「那電車怎麼來的？」
「特別做的，真的電車。」
學生演戲的部分，是在香港大學陸佑堂裡頭拍的。一九一○年代的建築，立在山頭，仍舊風姿綽約。拍學生演戲的那一段，李安覺得全身起雞皮疙瘩，因為影片裡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台北國立藝專第一次演話劇時所經歷的：大學禮堂的舞台，純真年輕的學生，從演戲裡頭發揮自己又找到自己的奇異經驗，演完以後大夥興奮地去吃宵夜，空空的街上下著小雨…
李安在敘述，我看著他的眼睛，很大的眼睛，溫煦、誠懇，但是很深刻。這裡有好幾層的人生和故事交叉重疊了：二十歲的李安和二十歲的王佳芝、鄺裕民，過去的年輕演員李安和現在的年輕演員湯唯。從前和此刻，戲裡和戲外，劇本和人生，層層交織。
在尋找易先生的辦公桌時，浮現在李安腦裡的是「小時候爸爸會用的那種桌子。」「色戒」在尋找的，是爸爸的時代會看的電影，會哼的歌，會穿的衣服，會擺在書架上的書，還有民國的口音。一口京腔普通話的湯唯得上課改學南方的國語。梁朝偉、王力宏、湯唯上了三個月的課，要讀「未央歌」、「藍與黑」，要看尤敏主演的「星星月亮太陽」，要聽當時的流行音樂，要讀戴笠和胡蘭成的傳記和作品，要熟悉張愛玲作品裡的每一個字，要進入一個有縱深的、完整的歷史情境。
現在若不拍 就會永遠沉沒
很深地「浸泡」在那個歷史情境裡，李安說，拍到後來，幾乎有點被「附身」的感覺。「是張愛玲的作品找我，不是我找它。這段歷史，就是要被留下來。」
「可是他們這個年齡的人距離那個時代，太遙遠了。」似乎說得口都乾了，他喝了一口茶，繼續，「我們這一代還知道一點點，我們這一代不拍這電影，將來，就永遠不可能了。」
我看著李安。這是香港中環的四季酒店，接近晚上十一點，我突然發現了「色戒」是什麼。
它是李安個人的「搶救歷史」行動。也許是張愛玲小說裡人性的矛盾吸引了他，也許是張愛玲離經叛道的價值觀觸動了他，也許是小說的電影筆法啟發了他，但是，真正拍起來，卻是一個非常個人的理由，使得他以「人類學家」的求證精神和「歷史學家」的精準態度去「落實」張愛玲的小說，把四○年代的民國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質生活，像拍紀錄片一樣寫實地紀錄下來。他非常自覺，這段民國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見的邊緣，在大陸早已湮沒沉埋，在台灣，逐漸被去除、被遺忘，被拋棄，如果他不做，這一段就可能永遠地沉沒。他在搶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歷史。
把張愛玲褪色的膠捲還原
「話劇團的部分在港大陸佑堂拍，你知道陸佑是什麼人嗎？」
他搖頭。
「你記得民國五十三年，有架飛機因為劫機在台中附近掉下來，死了五六十個人，很多電影圈的重要人物，裡面有個人叫陸運濤？」
「當然知道，」李安說，「他是電懋電影的創立人，『星星月亮太陽』就是他的。他那時先來花蓮，還有雷震跟趙雷，我那時九歲，還跟他們一起照相，印象很深刻。」
「陸佑，就是陸運濤的父親。」
啊…他不說話了，可是我們可能都在想一樣的事情：歷史的許多蛛絲馬跡，看似互不相關，卻會在你毫無準備的時候驀然浮現，彷彿它找到了你。張愛玲在一九三九年拎著一支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許地山是她的系主任。戰火開打時，她在陸佑堂的臨時醫院裡作學生看護，外表清純的女學生心裡深藏著一個人性Ｘ光照相機，喀擦喀擦拍下人世的荒蕪。二十幾歲的港大女生張愛玲，是否料到七十年後在陸佑堂，有個李安試圖把她褪色的膠捲還原？
床戲演得那樣真實，那樣徹底，使我對兩位演員肅然起敬，但是，如果不是演員對導演有極度的信任，這樣沒有保留的演出是做不到的。李安是如何說服演員在這部電影裡，激烈而直接的性，是必要的呢？
我相信它的必要。
張愛玲的這篇「不好看」的小說，之所以驚世駭俗，主要是因為小說中違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價值觀。一般的作者去處理女特工和漢奸的故事，難免要寫女特工的壯烈和漢奸的可惡。張愛玲的女特工卻因為私情而害了國事，張愛玲的漢奸，也不那麼明白地可惡，長得「蒼白清秀」，最貼近的描述，透露的倒有幾分可憐：「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台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种溫柔憐惜的神氣。」
獵人與獵物 角色很弔詭
更「嚴重」的是，女特工之所以動情，那情卻也不是一般浪漫小說裡的純純的愛，而是，性愛。「事實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鬱都沖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征服一個男人通過他的胃，「到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於她純純的愛，她還可能被世俗諒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卻是因為性的享受，而產生情，而背叛大義，這，才是真正的離經叛道，才是小說真正的強大張力所在。「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什麼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系，虎與倀的關系，最終極的佔有。」就權力的掌控而言，易先生是「獵人」，王佳芝是「獵物」；就肉體的釋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獵人」，易先生是「獵物」。
因為有如此濃烈的「色」，才會有危險而肅殺的「戒」。易先生把一枚「戒指」圈在王佳芝的手指上，究竟是易先生施「戒」於王，還是王是易先生的「戒」，恐怕是一個辯證關係、互為連環。「虎」和「倀」是什麼關係？「倀」和「娼」又是什麼關係？在小說裡，性寫得隱晦，但是張愛玲彷彿給李安寫了導演指示；「到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是一個寫在劇本旁邊的導演指示。導演完全看見了性愛在這齣戲裡關鍵的地位，所有的戲劇矛盾和緊張，其實都源自這裡。
性愛精準拿捏 張力瀕斷裂
李安對性愛的拿捏，非常精準。頭一場床戲的暴虐或可被批評為缺乏創意，因為專家會指出，這種性的暴虐在納粹電影裡常會出現，用來凸顯「權勢就是春藥」的主題。但是在其後的床戲中，兩人身體之極盡纏繞交揉而神情之極盡控制緊繃，充分呈現了兩人對自己、對命運的態度：易先生對戰事早有壞的預感，知道自己前途堪虞。王佳芝更是走在火燙的刀山上，命提在手裡。兩人的表情，有絕望的神色，性愛，是亡命之徒的唯一救贖也是最後一搏；加上一張床外面的世界是狼犬和手槍，暗殺和刑求，陰雨綿綿，「色」與「戒」在這裡做最尖銳的抵觸對峙，李安把戲劇的張力拉到接近斷裂邊緣。
張愛玲曾經深愛胡蘭成，胡蘭成曾經傷害張愛玲。張愛玲對於「漢奸」胡蘭成，有多麼深的愛和恨？不敢說，但是在「色戒」裡，王佳芝身上有那麼多張愛玲的影子，而易先生身上又無法不令人聯想胡蘭成。
「色戒」會讓張愛玲塗塗寫寫三十年，最後寫出來，又是一個藏的比露的多得多的東西，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語焉不詳，太複雜的情感，太曖昧的態度，從四十年代她剛出道就被指控為「漢奸文人」這段歷程來看，「色戒」可能真是隱藏著最多張愛玲內心情感糾纏的一篇作品。
深度掌鏡 窺見極致藝術
「色戒」，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寫鄭蘋如和丁默？的故事，實際上，那幽微暗色的心理世界，那愛與恨、「獵人與獵物」、「虎與倀」的關係、那「終極的佔有」，寫的哪裡是鄭蘋如和丁默？呢？李安說，他讓梁朝偉揣摩易先生角色時，是讓他把丁默？、李士群、胡蘭成、戴笠四個人的特質揉合在一起的。湯唯演的，是王佳芝和張愛玲的重疊。
性愛可以演出這樣一個藝術的深度，Bravo，李安。
色如流水戒無痕
「哦，還有，你的戒指。」張秘書掏出從特務王佳芝身上搜來的鑽戒，對著易先生意有所指。
「這不是我的戒指。」易先生答得鎮定。
六克拉的「鴿子蛋」便兀自在桌子幌動著、一直不停地顫動。
李安的空間
這一段，張愛玲的小說裡自然沒有；李安的電影總是比原著小說多很多，也強烈很多。特別是，〈色，戒〉是非常不典型的張愛玲，毫不華麗飽滿、太多字裡行間，於是，就給了李安極大的空間；李安明白極了，如魚得水。
李安為〈色，戒〉增色的，不只是那三場霹靂床戲，而是原著裡幾乎沒有著墨的所謂「愛國主義」，以及，連張愛玲都未曾領略的「女性主義」；這真的很妙。
因為李安成了台灣之光，所以台灣政府對〈色，戒〉從上到下一致鼓掌，新聞局局長謝志偉當然是看過電影的，也說了不少諸如「雙卡」之類讚美的話，但他如果也同時看過了張愛玲的原著，不知對李安增加的「中國不能亡」那一大段激憤情節，對李安念念不忘的「那段歷史」，有什麼「感覺」，會不會嫌李安也太多事了些？
在張愛玲的這篇小說裡，「國家」並不重要、「愛國主義」輕描淡寫；於她，王佳芝不是為了要愛國才參與「接近大漢奸、刺殺大漢奸」這項行動的，好吧，至少，一開始，不是那麼強烈的愛國意識引導著她，如果有，充其量只能說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集體氣氛拉著她；但是讓她願意往事情的核心裡走的，是張愛玲寫得含蓄、李安無暇顧及的「鄺裕民 」、這個王佳芝在朦朧中最初的情欲對象。接近莫名其妙的易先生只因為，王佳芝以為，這是到達鄺裕民最有用的辦法。
被寫淡了的鄺裕民
只可惜，張愛玲太討厭鄺裕民，而李安也只想透過他表達他自己潛在的一種家國情懷，因此兩個人都拒絕承認鄺裕民是王佳芝生命騰升或者墜落的關鍵，再加上，這種層次，王力宏是不可能演得出來的，因此鄺裕民就黯淡了許多，只能非常忠實地表現出「幼稚天真的愛國大學生」這個層面，於是，讓整個「刺易事件」變成了一場鬧劇，鬧的不只是嚴謹正統的特務系統運作邏輯，鬧的，更是王佳芝的人生。
王佳芝對鄺裕民的恨，張愛玲點到為止，但仍舊明確強烈，李安則明顯將之轉弱為怨甚至為嗔，力道衰竭到不能成為動機，以至於電影必須更強化王佳芝對與易先生之間的情欲耽溺，「性」這件事情從「程序」變成了「事件」，也因此，李安必須讓電影出現那樣激昂凜冽、槍林彈雨的床戲，用直接的強悍說服所有的人：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而且偏偏也不得不這樣繼續。痛並快樂著，此外不堪行；這可能是一部分李安觀眾對這件事情的認知。
王佳芝從被動到主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李安簡化了王佳芝。「到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張愛玲原著裡的這句話，並不只對易先生有效，只是張愛玲讓這句話未能實踐的部分所增加的王佳芝的心理張力，李安未再深耕，但李安聰明地用了另一件事情補強，而且恰恰好是非常適合用視覺呈現的部分，那就是王佳芝與易先生主、被動位置的變化，簡單說，就是李安以一個男性的角度向女性致敬，至少，是傳遞一分善意與理解；這一點，身為女性作家的張愛玲卻在此小說中吝嗇表達。
電影裡，很清楚也很簡單，是從王佳芝與易先先的性愛體位呈現這種變化。從第一場強暴到小死一般的麻花糾纏到王佳芝居上，這個在進入暗殺任務之前還不解人間風月的清純女大學生已漸漸成為一個情欲上的自主者。當然，不只床戲，李安還用了很多情節舖陳王佳芝和男人相對關係的改變，包括居酒屋包廂裡，易先生的等待，也包括扮演「愛國刺客」的部分。
鄺裕民一直認為是他讓王佳芝惹上這事，他還用於事無補的事後攔阻，企圖讓王佳芝不再介入由軍統局正式接手後的刺殺行動，但他並不知道，關於特務、關於人性、關於情欲，甚至於關於鄺裕民自己，王佳芝早已經知道的比他多了更多。
女人才是做決定的人
更重要也更關鍵的一點是，王佳芝親自決定了易先生的命運，也親自決定了她要以什麼樣的形象停留在易先生的生命裡。易先生是情報頭子，似乎權力很大，但他只能被形勢推著走，沒有放任個人情感做決定的空間；王佳芝只是個年輕的情婦，似乎一無所有，但易先生是生是死卻在她的一念之間。
王佳芝死了，但她在臨去之前見到的是易先生從無比寂寞裡煥發出來的依戀與安慰，那是真實的片刻，即便短暫，卻足以成為永恆；易先生活了，但他在處死王佳芝的公文上簽下名字的那一刻，是懷著強烈的失落與傷痛，他的寂寞、他對人生的不能信任，不但迅速歸位，而且是變本加厲地回來、萬劫不復地回來。
亡者帶著歡愉的記憶，而生者卻得活在永遠的背叛裡，背叛自己也被他人背叛；是否活著倒比死還要難受許多呢。
李安在這個部分處理得比張愛玲精采也深刻許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張愛玲自己對易先生有太多同情，以致於她有了過多的不忍心，讓她滑出了敘述的冷靜。這裡看見一個小說家再如何優秀，一旦放進太多自己，結果往往也很容易會讓作品失去了準頭而不自覺，有時斧鑿過度，有時不當閃避。其實李安在這部電影裡也有這個問題，據聞有政治人物看完電影後哽咽不已，大概也就是哽咽在李安自覺非說不可的那個部分吧；然而，念茲在茲終成創作的阿奇里斯後跟。
當然這是求全之責。
張愛玲是華文世界的巨大遺產，卻也同時是文本轉換的巨大折磨，在改編張愛玲小說的導演中，李安是最能夠擺脫張愛玲情結、大膽拍出自己觀點的一個，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真的要「天時地利人和」；李安曾說〈色，戒〉這個故事放在他的心裡多年，如今他的時間到了，終於可以挑戰張愛玲，並且挑戰堪稱成功──他用最後一個鏡頭、最後一句對白：易先生要易太太「沒事，去繼續玩牌」點明張愛玲一直捨不得透過這個故事說明白的事情：色如流水戒無痕…
這不是我的戒指，只有李安會讓易先生這麼說；張愛玲當年想不開的，李安試著為她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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